第一，1864年春，李鸿章部淮军已扩充至七、八万人。李鸿章作战的地区，基本上在常州以东的苏南地区，何须这许多军队？如果他少扩充二、三万人，以这笔军费解递湘军粮台，曾国藩何至发生军饷困难？

　　第二，曾国荃部湘军在1862年春至雨花台时，全军不过一万余名，以后不断扩充，至1864年初已扩充至五万余名，他的门生、兄弟的部队不断扩大，军饷大量增加，这是曾国藩湘军军饷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沈葆桢考虑到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没有在奏折中形诸笔墨。

　　在镇压太平军的兵力使用问题上，左宗棠与沈葆桢对曾国藩也非常不满。1864年春天京合围以前，曾国藩唯恐太平军再次发动象1862年那样的天京会战，将鲍超、张运兰、朱品隆等部配置在皖南东部，掩护曾国荃的侧翼。这样的军事部署，反而把太平军驱入江西东部与皖南的西南部，使江西与浙江暴露在太平军之前，将成为浙江左系湘军、与江西沈葆桢的隐忧。这是左宗棠在进犯浙西时，不得不抽调所部大将浙江按察使刘典辗战皖南、赣东的原因。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使左宗棠与沈葆桢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曾、沈失和，把左宗棠也卷了进去。湘系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了，规模也将扩大化了。

　　当曾、沈之间的矛盾激化，沈葆桢吁请开缺后，左宗棠去信曾国藩指责他所指挥在皖南作战的将领唐义训、朱品隆等，所部兵数不足，仅止半数，畏葸怯战，而你反以“浪战申做之”，何也？不切实控制皖南，江西不能安枕，浙江湘军的粮道在在可虞。左宗棠又指责曾国藩说：淮盐之利甲天下，湖南、湖北本来是淮盐的引地，你却提出销盐“论辖境不论引地之说，先资鄂、湘话柄何也”？皖南的徽州，江西的广信，本来是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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