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地,我因军饷奇绌,亟欲在徽州、广信销售浙盐,“又尼于论辖境不论引地之说,使我是否在该两地销盐,犹豫不决。因公与弟皆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对以上问题,我只好默而息了。
沈葆桢吁请开缺时,左宗棠又去信责难曾国藩说:办理厘金,贵在得人,而你只知道更换督办人员,“责其不能有所裨益而詈之、斥之”。如此做法,不但无益,亦且有害。景德镇、河口厘务较旺,是因我派出的办事人员得力,现在由尊处接办,“虚实自明,无烦置辩”。总之,用人不宜独断。现在郭嵩焘(湘系人物)升任广东巡抚,沈葆桢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幸且惧”。(左宗棠:《答曾节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第44~46页。)左宗棠支持沈葆桢的反控制斗争,批评曾国藩不会用人,反对他的独断专行。之后,左、沈遂成莫逆,自成宗派,而曾国藩则把沈葆桢看成是左宗棠的死党。
1862年1月,左宗棠擢升浙江巡抚。1863年8月,超擢为闽浙总督。左宗棠从担任巡抚到擢升总督,为时不过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中间,并无特殊建树。那末,左宗棠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呢?1861年11月,李秀成在浙江发动凌厉攻势,杭州失守是时间问题,东南大局震摇,紧张危险的军事形势,迫使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受节制。清政府一方面命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兵权太重,易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清政府劳神苦思,在暗底下对曾国藩的兵权搞釜底抽薪之计。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明眼人一看即知,曾国藩能节制巡抚、提镇,不能节制总督,这不明明是要左宗棠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吗?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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