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的牙税，厘金与茶叶落地税等的收入，每月约十余万两，沈葆桢不许曾国藩在江西收取这些捐税，曾国藩怎能容忍得了？他上奏力争，奏陈说：大致一省吏事，应由巡抚主政，兵事应由总督掌管。以江西的饷项而论，钱漕应归沈葆桢主政，因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因兵事而起，故应归总督主政，因与兵事相附丽也。过去，由江西拨解总督的漕折、九江关税与厘金等等，无一不是奏请朝廷批准的。沈葆桢停拔漕折、九江关税，我都不与计较，容忍了。惟有牙厘与茶叶落地税不能不起而力争。我统兵太多，月饷需五十余万，“饷需奇绌，朝夕不保，安得不以江西之厘，以慰士心”？接着。他横凶霸道，摆出军阀的架势说：我是总督，又管兵符，江西是我的辖区，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我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曾文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9—23页。)曾国藩这个奏折写得非常拙劣，骄悍跋扈之状，溢于言表。不仅如此，这个奏折还反映他不识大局：

　　首先，他没有认清形势。当时，李鸿章、左宗棠已先后攻陷苏州、杭州，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曾国藩犹拥重兵，愈来愈成为清政府的猜忌对象。可是，他在奏折中说：我是总督，“凡江西土地所出之税，皆得奏明提用”。出笔太霸，这样专横，难保不成为骄悍难制的藩镇之祸。第二，他说总督主军，巡抚主政，是不符清朝律令的。总督主军，巡抚也主军，故称抚军。再说当时他不管江西军事，江西军事全由沈葆桢主持，朝廷里是很清楚的。所以，清政府对曾、沈在厘金问题上的争论，依然右沈非曾。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今日接到寄谕，江西厘金之讼，仍是督、抚各半。然官司虽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拨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一万可以立即提取，加以淮北盐厘每月可得八万，故我转恼为喜。“向使官司全赢，则目下江西糜烂，厘金大减，反受虚名而无实际”。②事实上是曾国藩此时饷源来路较多，军费日益宽裕，他与沈葆桢斗，是为了争总督的面子，结果是“官司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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