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又说“英邦用繁,必须外助,故多逞才智” 。这种态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他学习宗教的副产品。同样,必须指出,他对香港的黑暗面似乎熟视无睹。香港中国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他并没有觉察,一方面可以认为他在教会的高墙内,与人民隔绝,不了解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受到传教士的宣传影响,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在离港北上前夕,曾对理雅各说过:“他去南京有两个目的,改正宗教上的某些错误和执行对外国人和解的路线。” 这番话正可以充分说明他在香港时的对外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香港在某些方面也提供给他借以构成中国现代化蓝图的素材。这一宏伟的计划,它的精髓在哪里?也可以说,我们衡量这个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建设蓝图时,要考虑到在科学和民主两方面,这一纲领推进到什么程度?他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他是如何来吸取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决不是香港殖民地的翻版。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的融会,因而形成了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洪仁玕本身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香港的新事物并不是全部模仿,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侧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蒸汽机的黄金时代。英国的产业革命也正是这时完成的。洪仁玕认识到由蒸汽机发动的“火船”、“火车”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的“中宝”, 也就是除了宗教以外的“有用之物为宝”。俄罗斯邦之所以“声威日著”,就是由于“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日本和美国通商后,也正在引进“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一定改变国家的面貌。他说“外邦火轮车,一日能行七八千里”(这当然是夸大不实之语),“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大猛”。“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不但用于客货运输,而且有利于“占守辑捕”。他还提倡“器皿技艺”,举出“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认为这都是“中宝”、“探造化之巧”,“广闻见之精”。这些新技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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