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是又一个和洪仁玕同时的知识分子，他家境贫寒，中秀才后没有中举，年龄小于仁玕三岁。他和洪仁玕唯一类似的经历就是他在上海、香港与西方传教士交往。一八四九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就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约，从家乡苏州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十三年中，主要工作是教授外人学习中文和帮助他们编译新书。他对西方文化科学非常推崇，虽然“未能深究英文”，但他和沪上的外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等人朝夕相处，这些人都擅长中国语文，因而王韬学习了不少天文、历算、地理知识。一八六二年秋间，王韬离沪赴香港，在港二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帮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同时继续研究西方学术，并翻译编著一些专著。他对西方学术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世界史地。他所编译的书也集中在这两方面。王韬有一套变法自强的主张，在教育、练兵、开矿、纺织、交通、对外贸易等等方面，他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他认为这就是富强之本。但是他对于*上的民主就不敢也不愿接触了。虽然他读过并称道过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和裨治文的《联邦志略》，自己也编著过《重订法国志略》，他对西方民主*也很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政制表示赞美，但是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主张学习和引进。他主张“重民”，他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他所谓“民治”，一是“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一是“厚其生”、“恒其业”。什么是“上下不隔阂”？他指的是“朝廷有大兴作，大*，亦必先期告民。”什么旭“厚生恒业”？他指的是在工农生产上，“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 王韬作为一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在民主方面，仅仅停留在重视民心向背的水平，但又没有具体办法来了解民意，发扬民意。他提倡办新型工业，发展私营企业，但又没有*上的保证，解除封建官僚的束缚。王韬的改革计划也是远远落后于洪仁玕。

王韬和洪仁玕接触西方的过程都是通过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为媒介。一八五四年洪仁玕得到韩山文的资助，由香港来到上海，这时王韬也恰好正在上海。他们同在教会工作和学习，他们都具有世界史地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很多的伦敦会传教士是他们 的共同朋友，特别是上海的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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