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最早媒介。他们在接触、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发现西方有“长”可师,中国有短须补。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强烈希望国富民强,渴望采纳西方成功的经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当时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列国岁计政要》、《文学兴国录》、《七国新学备要》以及李提摩太译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受到维新派人士的推崇,它们对戊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刺激、传输与推动的作用。当时“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
1895年甲午战争中,天朝大国败给了一个“蕞尔岛夷”日本,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租界地不仅设立了正式的殖民机构,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海军、陆军根据地。甲午战前,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等9个城市,分别划定租界14处,共同租界1处。甲午战后10年,英、美、法、日、俄等国除在原有城市扩大租界外,还在重庆、杭州、长沙等地划定新租界。这样,各国在华租界增加到34处,共同租界2处。 甲午战前,列强在中国设商埠34处,甲午战后10年,增加到50处。(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5页。)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绵长的海岸,竟无一处可以作自己的军港。面对这种怵目惊心的图景,一批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痛感中国传统*制度落后,认识到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成了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形势下中华民族最紧迫的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戊戌思潮的兴起。
1895年,在西方军事、经济的侵略压迫和文化渗透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危机进一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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