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49—250页。)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迫抑也。”(丛刊《戊戌变法》(三),第156页。)
这次变法维新,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变法;二是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文和提倡新学。但是,这场改革运动,还没有等光绪帝来得及对封建顽固势力采取较大的冲击时,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顽固派、洋务派和守旧势力,已经集结在慈禧的周围,上下聚谋,形成一股反对和阻挠维新变法的强大逆流,对新政使出了种种毒辣的手段。
第一、诬蔑维新变法为“辩言乱政”“人心不古,世道同衰”。对维新派提倡向西方学习,仿日、俄等国变法的正确主张和措施,斥之为“卖国之预谋”,是“汉奸之尤”,“邪说诬民”;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可怕的“异端”、“邪说”,胡诌“祖宗之成宪俱在”,是治国安邦之道,只能遵守不变,否则便是违天背理,祸害国家。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曹廉《元书》卷102上,第8页。)以不惜出卖“祖宗之地”,来维系其“祖宗之法”,妄图继续使中国“甘宁固陋以受制于人”的时代。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也竭力攻击维新思想是“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悖评之言,不一而足”。(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01页。)维新变法的一切措施,在慈禧一伙的心目中,是等于颠覆、破坏清王朝的“一统天下”。认为光绪帝存心要拆毁“祖宗辛苦经营地打下来的统一江山的基础”,她“永远不能同意”,恨不得一口把光绪帝吞下去,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扑杀。
第二、反对维新变法最力的是中央的枢臣大吏。康有为联名的第一、二、四次“上清帝书”,均被守旧大臣阻止,未能上达。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他说:“当戊戌五、六月间,皇上言改革,举朝言改革,民间言改革,而彼独悍然曰:‘吾誓不改革。’”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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