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在百日维新过程中，态度激进，英勇果敢，尤其表现在他对慈禧的专制统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是与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他已经预见到腐朽的清王朝“一息奄奄，”行将就木；同时，他也痛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渴望祖国的独立与富强。因此，他将自己全部精力献身于变法维新。对慈禧昏庸与腐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以至踏上与之决裂的道路。杨深秀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地斗争，早已成为顽固派的众矢之的。这，恐怕是他被杀害的主要原因。

三、如何评价杨深秀在变法中的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杨深秀在变法中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许多论者都把他排斥在维新派之外，只把他视作帝党官僚。这种看法强调的是杨的出身，而忽视了他在这场斗争中的实际表现。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康、梁、谭等人才称得上维新派，其他人是不够格的，这实际上把维新派搞成了孤家寡人。试想，象戊戌变法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只靠几个人，而不是靠一批人，怎么能发动起来呢？

　　诚然，杨深秀没有象谭嗣同那样留下《仁学》等许多著述，为后人研究其思想提供丰富的资料，然而他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的行动，他对变法事业的贡献，却非一般维新派所能及。梁启超在《殉难六烈士传》中谓：“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99、100、101页)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奏议，有四分之一以上是通过杨递到光绪手中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康于1901年在□榔屿写成的《六哀诗》中，第一首即是哀悼《故山东道监察御史闻喜杨公深秀》，第二首才是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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