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布训政诏书,那么,《知会簿》就不会早在八月初五日发出要军机大臣“明日西苑门内入直”的预报。可见,政变发生日期应往前推,初六日宣布训政,是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上述清宫档案说明,顽固派幽禁光绪,发动政变,发生在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报告之前,而不是在其后。
政变发生后,御史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0页。)杨崇伊是戊戌政变的发难者,洞悉内情,八月初三日他曾递密折要慈禧立即训政,此处又说“即日训政,不动声色。”说明慈禧一伙的行动十分迅速而又诡秘。
其三,关于慈禧等顽固派突然发动政变的日期与情节,时入笔记、小说多有所述。譬如,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所撰《崇陵传信录》即谓:“八月初四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恽毓鼎在朝多年,自称“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光绪朝的许多起居注皆出自恽之手笔,而且恽毓鼎还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上引记载,有的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他把慈禧囚禁光绪的日期,系于八月初四日,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四,对于慈禧、荣禄等人于八月初四日采取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举动,在日本的外务部档案中,亦有所反映。当时的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林权助,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1898年10月4日)致电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说:“……皇帝陛下以及康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它毫无疑义是妨害满洲派利益的。据说,西太后于9月19日(阴历八月初四日)突然回到北京,直隶总督(按:指荣禄)也在同一天化装来到北京。当时,即决定对改革派进行打击。只是到伊藤侯爵谒见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日),此事才为外间所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673页。)
林权助这份电报说,慈禧于八月初四日即由颐和园返回皇宫,与《起居注》、《穿戴档》、《卓钦该班档》所记相同。林电又说,荣禄于同一天曾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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