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大量史料证实，后党于八月初四日晚突然回宫后，即对光绪采取了软禁措施，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由养心殿迁到瀛台涵元殿。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物，他的被囚禁，即意味着百日维新的终结。尽管他在八月五日还召见了伊藤博文和袁世凯，但已形同傀儡，完全处于慈禧的控制与监视之下。我们不能因为光绪帝初五日还在召见臣工，就以为他在八月初六日之前，还可以有人身自由。事实上，即使在训政诏书颁布之后，光绪依然在早朝时会见军机大臣和其它臣僚。据《早事档》记载，仅八月初六日他就召见了到京请安的江宁藩司袁昶、出使大臣徐寿朋、四川知府冯汝□以及李微庸。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

（二）

　　戊戌变法过程中，充满了革新与守旧势力的激烈争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皇帝“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达到振兴国家，挽救危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之目的。因此，变法运动刚一开始，便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机器和军队，时时准备将维新志士抛入血泊之中。到了1898年9月，帝后党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尤其是在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起用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军机章京参预新政后，顽固派加紧了政变步伐，荣禄的军队严密控制京畿，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是，从维新派方面来说，并没有采取措施，使他们同守旧派的矛盾趋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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