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与慈禧密商,这一点也合乎情理。荣禄是戊戌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八月初三日,他亲自“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第一册,12页。)在杨崇伊的密折递给慈禧之后,荣禄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迭次致电总理衙门,声称“英俄已在海参威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梁启超:《戊戌政变记》64页。)借以转移人们视线,掩盖其策划政变的阴谋;另一方面,因杨折所请关系重大,他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在八月初四日晚上回宫的背景。
其五,慈禧等人于八月初四日晚,由颐和园赶回皇宫之后,立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措施,许多史料证实,八月初五日光绪的活动已处于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据档案所载,光绪帝八月初五日的主要活动有两项:
头一项是“午初一刻,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议政院议员大罔育造、随员头本元员、森泰次郎、时罔茂宏、署理公使林权助、天津领事官郑永昌、翻译官郑永邦。”(一史馆:军机处奏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接见期间伊藤有颂词,光绪有答词,大都是照本宣科,光绪的答词是事先由总署代拟,并由慈禧过目审定的。但即使如此,慈禧对这一预定的外交活动仍不放心,亲自进行严密监视。
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载:“是日(初五日)已正觐见伊藤博文于勤政殿,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谨能与照例数语而退。”
陆乃翔于《康南海传》中亦谓:“是日皇上召见伊藤博文,赐之座,而与之言。太后疑之,自屏窥之。皇上不得言。既退入,西后怒,以足踢皇上于地,慢〔谩〕骂数罪。”(陆乃翔:《康南海传》。)
第二项是,袁世凯“请训”。据《早事档》记载,光绪在面见军机之前,先召见了袁世凯。关于这次召见情形,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写道:“初五日请训,因奏曰: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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