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南海自编年谱》亦记此事，谓：“时御史文悌素托大言，……劝共联入乾清门，伏阙痛哭，请拒俄变法，文悌许之，杨漪川（深秀）亦许之。吾爱漪川，欲留为他日，乃为文悌草折。及彼上时，自改请令使俄辨之，若不许，则自刎俄人前。”（《戊戌变法》（四），第141—142页。）文悌的《请拒俄联英折》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递上的（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故知杨深秀告文悌以“万不敢出口之言”，事在三月初五日之前，下距百日维新开始，还有一个多月以上的时间。

　　然此“万不敢出口之言”内容为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御史文悌满洲人也，……经胶旅后（按：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三月初六，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虑国危，……适同侍祠，竟夕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皆欲裂。君关其忠诚，乃告君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告先生（康有为）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戊戌变法》（四），第56—60页。）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亦记：“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宾王）矣。’（《戊戌变法》（四），第61页。）梁启超与胡思敬的*立场截然相反，而所述大体相同，可证确有其事。所不同的，是梁启超指首先倡言“围颐和园”、“一举成大业”者是文悌，而胡思敬则指为杨深秀。而另据其他记载，杨深秀当时还对文悌说：“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又有记载谓：“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戊戌变法》（四），第208页。）足证当晚倡此议者，确为杨深秀。梁启超谓杨深秀与康有为商议时“恐事难成”，自然是掩饰之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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