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袁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戊戌变法》（一）第377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按：袁诏字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57页。）此诗在《晚翠轩集》及《闽侯县志》中均作：“青蒲饮泣知补何，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350页。）《闽侯县志》并指出“千里草指董福祥也。”（《戊戌变法》（四），第58页。）又魏元旷《坚冰志》亦记：“谭嗣同以袁世凯可属大事，谋使以兵劫颐和园，先行废弑，乃临朝堂大诛拒命者。林旭以诗止之曰：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康有为从六月开始，已派人游说袁世凯。但袁的真实态度绝非如康所说的“为我所动”，而只是虚与委蛇，“应以模棱语。”康有为碰了软钉子，只好另想办法。七月十九日前后，曾企图转而拉拢聂士成，因王照不愿前往而作罢（可能康亦感到召聂比召袁更无把握）。林旭也认为袁不可靠，主张召董福祥，但未被采纳。
召袁世凯围颐和园之计，一般局外人的记载均谓由谭嗣同提议，但毕永年所记则恰好相反：“八月初一，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八月初四日，毕又问谭：“袁究可用乎？”谭答：“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4页。）据此，召袁之计出于康而非出于谭，这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大致相符（但康未提及谭曾表反对）。康、毕都是当事人，所述又可相印证，应属可信。
由于聂、董难以利用，尽管袁世凯态度暧昧，康有为最终还是一厢情愿的把希望寄托在袁身上，而有召袁入京，夜告密谋之举。这种毫无把握的冒险自然非失败不可。具体经过，近年发表的资料、论著述之甚详，兹不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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