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天津废立之计”

康有为一再申明，他之所以策划密谋是为了防范慈禧的“天津废立之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更是言之凿凿：“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戊戌变法》（一）第261页。）

　　按康、梁的说法，当时“天津废立之计”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在同时代的大量有关文献著述中，除了出自康、梁和靠他们提供这方面情报的李提摩太者以外，此“计”就仅见于毕永年《诡谋直纪》和作者不详、由苏继祖编入《清廷戊戌朝变记》中的《戊戌朝变纪闻》。前者只是照录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的话：“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按：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与张柬之合谋，率羽林军入宫诛张易之、张昌宗等，挟制武后，拥唐中宗复辟）。”（《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1—2页。）未加评论。后者同情光绪，憎恶后党，然亦以此为无稽之谈：“或谓荣相（禄）请训时，太后两次密诏者，即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也。窃谓不然，……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所以蓄意五年不敢递〔遽〕行者，恐天下不服，外人外预也。……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戊戌变法》（一）第336页。）维新派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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