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研究者曾普遍认为，康有为主张缓和的手段，在旧的封建基础上加以改革，而反对用暴力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是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帝师自居，几乎在一切场合，都絮絮叨叨地表达自己对光绪皇帝的忠贞不二和无限感激之情。他自我塑造的忠君形象一直为史学界所认可。

　　然而戊戌密谋的史实告诉我们：康有为其实并不满足于和平的改良，而更醉心于发动军事政变以铺平改革道路；并非愚忠于光绪皇帝，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为了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不惜“拉皇上去冒险”（《戊戌变法》（四），第359—360页。），把光绪皇帝视为**中的一个筹码，而不考虑他的安危；在策划围颐和园捕杀慈禧时，丝毫不曾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在流亡海外为取得宣传效果而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慈禧）之言”时也不曾顾及此举几乎给囚禁中的光绪皇帝带来“不测之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总之，康有为努力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与思想实质之间有颇大的差距。

　　戊戌密谋还说明，按照维新派领导人本来构想，“策全局而变法”，必须以“征将召兵”、“去太后”、“尊君权”为前提。虽由于缺乏实力，终未能成为事实，但他们确实从一开始就制订了以暴力推翻慈禧集团的计划，并努力求其实现，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均为此而捐躯。因此，把维新运动简单地定性为改良运动或和平的改革运动，是不够全面的。

　　戊戌密谋虽然失败了，但它大大加剧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严复说：“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虽语涉夸张，实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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