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照也说：“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戊戌变法》（四），第332页。）由是观之，所谓“天津废立之计”不惟不合情理，且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偶有知者，亦不予置信，仅仅是“新党”圈子内某几个人耸人听闻的危言而已。所谓“翁同龢因谏止天津之行而获罪”，更是梁启超向壁虚造的独家报道。以康、梁的才智，不可能幼稚到连《戊戌朝变纪闻》所讲的显著道理都不懂。与其说“天津废立之计”是康有为策划密谋的原因，毋宁说更象是他为动员力量而编造的借口。康有为、杨深秀之开始讨论“围园”，远早于宣布将往天津阅兵的上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 密谋的布置
密谋的第一步是“渐选将材以得兵权”、康有为的首选是袁世凯：“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戊戌变法》（四），第159—161页。）
实际情况并不象康有为说得那样简单。王照说：“在袁氏奉诏来京（按：事在七月二十九日）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嗣同）、徐莹甫（原注：子静名致靖，莹甫，子静次子仁镜也）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照）不作范雎’语（按：范雎说秦王除太后党）。……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原注：义甫名仁录。按：即前引《康南海自编年谱》之“徐仁禄毅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原注：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按：指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戊戌变法》（四），第359—360页。）
王照提及的“招董”之议，另有更详记载。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谓，谭嗣同“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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