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维新派并不因为慈禧后党集团的残酷镇压就放弃“保救光绪”的活动，而是在海外更加切实地开展起来，这是前此“救上”活动的继续和扩展。这时，“保救光绪”的中心目的仍然直接是为了拯救变法事业。对这一点，梁启超于逃亡日本之初，在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的笔谈中讲得很清楚：“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于皇上有权无权，……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1、198～199、285页。)接着，梁启超又在日本《东邦协会报》上发表论戊戌政变的文章，再次明确指出：“但使皇上有复权之一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戊戌变法》第2册，第606页。)这都是希望通过光绪复权，重现“百日维新”时以君权变法的局面。

　　欲恢复和完成变法大业，却必以“保救”一位并无实权、且遭幽禁的皇帝相号召，并将光绪的复权置于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这固然与维新派领袖人物曾经深受光绪的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诚如孙中山所言：“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1页。)但是必须看到，光绪与维新派之间的根本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赐恩与受恩的关系。维新派之所以拥戴和“保救”光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光绪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是一位维新的皇帝。他既是维新派及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又更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的决策者；他之所以被守旧势力视为仇敌，最后被慈禧剥夺了一度给予的“事权”乃至形式上的“亲政”这种微弱的权力，也都是因为他以全部身心卷入了变法的潮流所致。同时，按照维新派“君权变法”的根本思想和基本模式，君权对于变法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须臾也不可缺少的东西；要变法就要有君权，而要重新恢复变法，光绪的复位便是首要的前提。康有为从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开始，就一直坚韧不拔地进行争取君权变法的努力，历时10年，由于种种条件和机遇，维新派终于有了一位在他们看来是“自己的皇帝”。他们当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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