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保救光绪”的口号和通过光绪复权来重新变法的思路是将变法从属于君权，但事实刚好相反，处于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君权而是变法，是维新派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光绪只是维新派用来开展*斗争的工具。从一开始，“保救光绪”的活动就是完全按照维新派的*计划进行的。最明显的是，康有为奉为护身法宝的所谓“衣带诏”，与光绪发出的两道“密诏”相比，不仅文字上作了重大改动，而且在实质精神上也迥然不同。例如，光绪第一道“密诏”是写给杨锐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的，《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则改作“汝（按指康有为）可与林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密诏”中“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被改为“今朕位且不保”；两道“密诏”中均无一字谈到“求救”之意，而“衣带诏”中则分别写人了“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和“汝可迅速出外求救”（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419页。)的字样。改动后的光绪“密诏”，可以说基本上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光绪“密诏”本来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希望维新派赶快帮他找到一种与慈禧相妥协的变法之方；二是要求康有为迅速离开京都是非之地，以平息守旧派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并避免可能遭到的伤害。其实质是想通过暂时缓和变法的势头，避免与慈禧后党集团发生根本的决裂。但经过维新派的“加工”之后，光绪“密诏”却恰恰相反地变成了加强变法的压力、加速与慈禧后党集团决裂的武器。维新派在刻画他们所要保救的“圣主”光绪的形象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康有为向加拿大众华侨描绘的光绪是：“极明西法，极欲维新”；“时恭亲王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皇上言曰：‘法以保疆土也，今祖宗疆土不能守，何有于法乎？’”（这段“言曰”与康有为1898年1月受总理衙门大臣召见，回答荣禄的诘问时所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舍己救民”，对议院“乃躬欲开之，绝无权位之心，但以救民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王也”（《在鸟喴士晚士咑埠演说》（1899年4月20日），《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3～405页。)。而梁启超则向日本人宣传说：“皇上于外国情形，极为了亮，于内邦积弊，疾首痛心，……即以数月以来之新政言之，……改革之迹，其于皇上心中之所欲行者，犹未及十之一也”；“皇上之意，欲设制度局于宫中，依贵邦明治初年之制，置议定参预等官，取各衙门办事之规则而更定之。因遣人游历贵国，考察法规。欲设地方自治之制，欲聘贵邦名士为宫中顾问官，……欲易服以一人心，欲迁都以脱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