垢腻，欲去朝觐跪拜之礼，欲行游幸各国之典。凡此诸端，皆欲行而未能行者，所能行者不过枝叶之事而已”（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63—164页。)。这些刻画不能说与光绪的本来面目毫无关系，但更多的还是借光绪之名来刻画维新派自己及其*思想，所谓“皇上之意”，更明白无误地就是“维新派之意”（只要读一下康有为戊戌年的有关上奏即知）。与其说维新派极度美化了光绪的形象，不如说他们如实吐露了自己的变法心曲。维新派组织保皇会，也首先和主要是从维新派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在保皇会成立之前数日，梁启超曾在一封家信中谈到他和康有为为何要联络华侨组成团体的动机：“惟昨日忽接先生（按指康有为）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按似应作“不过是”）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二元，若入会者有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地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与蕙仙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7～178页。)这里讲到了利用康梁的影响聚集*力量和通过开会筹集款项之事，对于逃亡到海外，尚未建立任何社会基础的维新派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保皇会成立之后，正是在这两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维新派之所以要以“保皇会”作为团体的名称，归根结底还是服从于变法的目的。
二
如果说，在保皇初期维新派所追求的*目标还大致停留在“君权变法”的模式上，那么，随着慈禧后党集团“己亥建储”阴谋的出笼和义和团运动的渐至高潮，这一模式便开始被打破了。
正如保皇活动是维新运动的延伸一样，“己亥建储”是戊戌政变的继续。慈禧后党集团不满足于对维新派和帝党的镇压，他们还要消除仍然给维新派以变法的寄托和将来可能导致不测的“隐患”—即光绪皇位的依然存在。这种进一步的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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