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施当然只能激发维新派更加强烈的反抗，建储“消息甫传，薄海内外保皇会众，先为力争，先后发电者四十六处，一地皆数万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致濮兰德书》（1900年7～8月），《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4页。)。所谓“合众讨贼”，实际上就是武装勤王。政变发生以来，鉴于血的教训，勤王之念时时出没于维新派的心中。康有为当时写下了不少这样的诗句：“南宫惭奉诏，北阙人无军。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吏无敬业卒，空讨武瞾文。痛哭秦廷去，谁为救圣君”；“誓觅荆卿入秦庭，亢图穷尽神光横，忽见朱虚扫诸吕，荡涤残婗洗漦婴”；“仗义清君侧，誓身雪国耻。……金轮成牝朝，谁为勤王起”（《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79、386、388、414、413、426页。)，以抒发决心与慈禧后党集团武力对抗而又无处寻觅现实力量的悲愤胸臆。“己亥建储”事件的发生，无异于对维新派的“勤王”情结予以了一个更为强烈的刺激。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建储计划未能实施，光绪安然地被下谕“祝三十万寿”（见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页。)，但建储投下的阴影又因为义和团运动的骤兴而变得更加浓厚。
义和团运动本身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但当它兴起来之后，却被慈禧后党集团用来为他们煽动盲目排外情绪，以发泄对英日等国袒护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愤恨，进一步巩固守旧黑暗局面的企图服务。其结果是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慈禧后党集团失去对它的控制，八国联军的入侵令清朝统治者进退两难，而东南地区督抚们与列强的“互保”行动也使得清廷的如意算盘更难实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中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出现了一种政局十分动荡而混乱的局面。这在维新派看来，自然是将怀抱已久的“勤王”之念付诸实施的绝好机会。康有为在1900年7月发出的《致各埠保皇会公函》中，十分乐观自信地分析道：“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何以言之？伪府诸贼盘踞北京，根深蒂固，拥兵甚众，天下无事，金瓯未缺，我一旦起而与之相抗，虽有名义之正，闻者风从，彼伪贼获罪于天，必不久全。然耗力竭智，亦需时日，乃足破之，今则天夺其魄，鬼焚其穴，结匪自踣，激外*。始以彼以逸待我之劳，彼以整待我之乱，即论兵法，已无可胜。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今幸外国之兵未能大集，苟延残喘，再延一月，西兵既至，亡可翘足以待耳。我新党乘斯时以起义军，远在南方，固成割据，而彼无如何，即进捣贼穴，亦以疲弊而难自救，故曰天与之会，不可失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79、386、388、414、413、426页。)康有为称义和团为“拳匪”是完全错误的自不待言，他对由于义和团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清廷*危机也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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