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新路也并非完全没有其本土渊源。虽然秦开始的统一都是逐一兼并至少所有当时中国范围内的列国而形成的，但三代（至少是商、西周）之统一则在仅仅打败（甚至不是消灭）原王国（及其少数追随者）之后就已完成；其它各国，则多是新王国取代旧王国过程中的同盟者。这基本上就是（一国主导下的）以联合各国为根本模式的统一。即使到了春秋时期，仍有诸如五伯联合诸侯“尊王攘夷”，即列国联合维系大局之作法盛行。这也许就是宋恕主张“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39]，而孙中山为“再造中华”要“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40]的部分理由所在吧！
但以上这些联合毕竟还是封建等级式的，充斥着暴力的，僵硬呆滞、缺乏内在有机联系的。到了战国时期，衰败的三代之制已无回天之力；众强的崛起使以往那种一强为主、诸侯拥戴、重新整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衰弱却无大过的周室，也使问鼎者很难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于是，列国只得在纵横捭阖的“不义战”中大吃小、强吞弱，直至最强同时也是最不义之戎秦将他们一一击灭为止，一种新的统一模式也随之而诞生。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由于中国自身统一的需要和西方近代民主政制的影响，以及仍然存在着的传统惯性，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统一-统治模式的竞争。但是旧帝国的灭亡基本上是寿终正寝的，旧模式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而分裂瓦解初期存在的又是方兴未艾的离心运动。在这种格局中，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联合就只能多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权宜性的，只为一己之便的、甚至只是吞并对方的一种计谋。因此，联邦主义的中途而废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辛亥之际的联邦主义
虽然上文分析了种种对实现联邦主义不利的因素，但联邦主义毕竟在辛亥之际有着相当强烈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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