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各省的互相呼应、彼此支援，是辛亥反清之役初胜的基本前提。可此后其联合程度却迅速衰减，内部矛盾与冲突也未能妥善化解与约束，结果大功未成而先已自乱。这是袁集团后来所以得志的基本原因之一。此前袁之寻求停战与和谈，不仅是为了养敌自重，逼清廷让位下台，也不仅因为缺乏列强的财政支持已无款再战[58]，而且也确由于他对起义一方没有胜算，对共和阵营的凝聚程度不摸底[59]；况且，他自己的北洋军和北方地盘，也需要时间重新巩固[60]。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共和阵营之不团结。尤其是在清廷下台后，独立各省之联合如果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共同敌人，这在当时只能是袁集团；否则，在各省自立、省区主义离心倾向非常强的局面下，联合就难以为继了。各省联合组建联邦政体的第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对同盟会来说，既然革命后由己方主导迅速恢复统一的愿望已幻灭，那就不应执拗于已不合时宜之初衷。实际上在辛亥之际，包括列强中的主流派，袁世凯，同盟会领袖，以及拥袁之立宪-地方实力派，最怕的都是独立各省坚持独立，从而使自己“统一”的现实需求或虚假目标难以实现。就袁氏来说，他所以对独立各省既打又拉，所以逼清室退位，所以赞成共和，无非是要建立以他为元首之统一[61]。可以想见，如果袁不能如愿，他将宁可裂土而据，也绝不会甘心檄械让别人尤其是革命党去“统一”的。对现实主义的各省新实力派（包括少数同盟会都督掌握的省份）来说，推进“统一”也不能与保住自己的既得地位相冲突。 

从客观形势来看，武昌起义后，统一（如果可能的话）对列强和袁集团更有利，对新地方实力派（包括革命党）则更不利。因为当时如果统一，就只可能统一于列强支持下的袁集团，而不可能统一于整合程度不高、又得不到列强承认的独立各省及其政府。所以对后者来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以联邦制甚至邦联制来进行，而坚决拒绝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否则，“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孙中山语[62]）如此“既不能廓清全局，犹可支持偏隅，盖中央政权虽归袁氏掌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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