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性宪法的草创方面，起草鄂州约法的宋教仁与上海方面达成决定采用统一（即单一）制等的意见，在武昌代表会议中被否定，并随之产生了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带有浓厚联邦色彩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9]。（两湖方面、包括其它一些省的代表，在此会之前就已在联邦制问题上达成了一致[50]。）但这个大纲还不是完全的联邦宪法，比如它“于地方制度，付之厥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51]。可关键性的缺陷还在于没有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权限划分；而单单一个参议院是不易有效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的。与之相应的是，对美国联邦（准确说应是“邦联”，即各邦之联合）建国的模仿，似乎仅仅停留在各省代表会议和总统选举这些方面，而对美国共和制“之所以能够存在和长久延缓”所依赖的“联邦制度”的精髓即“实行主权分享”[52]，却知之、行之几无。
辛亥革命之近代性所在，就是各省以和平协商、广泛联合、公正表决的方式组织全国性政府。辛亥各省独立之意，当时言者多仅以脱离满清称之，所谓“驱除鞑虏”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它的近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关键在于；各省独立乃中华民国之原创，民国是建筑在独立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脱离满清，乃表面之易帜，根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才是其所彰之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推翻中央集权，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反中央集权的。”[53]。这一方向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归宿，正是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联邦型政体。它将把各省联合对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革命形式，转化为制度形式，从而在革命开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整合。
但是，正如上节提到过的，离心走向的省区主义左右下的各省间权力斗争，终于还是葬送了方兴未艾的联邦主义。前文已谈到江浙集团与湖北集团之间的问题；而同盟会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又与这两方矛盾、冲突，致使南方阵营终至离析。这里面当然少不了袁氏所起的分化作用，但关键还在于独立各省除了在反清与省区主义方面一致外，并无多少其它相合之处，更不要说他们还很欠缺以新模式实现整合的愿望和能力了。不仅有江浙、湖北两集团站到了袁一边，而且同盟会主宰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决心要奉行中央集权[54]。可是这种“集权”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南京政府实际上被江浙集团从财政等方面架空。刚回国以为“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的孙中山[55]，后来虽然“力图统一财政，但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从中阻挠，叫嚷勿扰商”[56]。南京政府“没有固定的财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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