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1912年1、2月间，当美国记者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自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时，孙却断然拒绝，并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甚至否定北方有一个政府存在[64]！这与他在世纪之初积极争取列强援助、以便在南方建立半壁共和国的努力，又何其截然不同！（几年后孙才明白：“分裂果佳事者，如病者之解腕，亦当为之。南北各得其所欲之*，国家反因而强盛，未可知也。”[65]） 

袁“统一”之后，黄兴“认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各省的实力人物应该‘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私利和名位，有时甚至要放弃他们负责的那个地方的利益。’”[66]他还以不“破国家统一之制”为由请辞南京留守职[67]。出于相同的理由，袁世凯则以“破坏民国之统一”为由下令剿灭革命党[68]；又以“拥兵跋扈，形同割据”，“貌袭联邦各制，以遂其破坏统一之狡谋”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69]！ 

就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主战派估袁失之太轻，也看不到独立各省之间的凝聚力小，矛盾大，因而整体的实力小，马上战胜袁氏的可能性很小；以黄兴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估袁失之太重，以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轻易地把革命绞杀，相反却小视了革命军（即使是在立宪派的掣肘下）的相当实力[70]。这就间接地表明，无论是战是和，都不是当时正确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也许只有不战也不和的战略，才最有利于南京方面的利益——这样既不失现实之实力地位，也照顾到了仍为主流的大一统观念；因而既不会因战而冒孤注一掷之险，又不会因和而留半途而废之憾。但是*上的不成熟所表现出来的对统一的急迫和对列强干涉的恐惧[71]，使他们未能选择明智的拖延。如果说迅速实现整合的良好愿望反而使理想的整合迟迟难以真正实现，那么这就是非常值得记取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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