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将武王诛灭殷纣称之杀一独夫民贼，谈不上什么“弑君”。原典所洋溢着的革故鼎新精神，尤其是对彻底背弃民众的最高统治者予以革除、更替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形成一种传统，并构成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必要环节。这大不同于有着“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的日本的情形。

　　当然，从《尚书》到《孟子》所称道的“革命”是贵族革命，是“贵戚之卿”的专有权利。这显然是原典作为历史文献的时代局限所致。中国古代后来发生的历次“革命”，即便是平民（如刘邦、朱元璋）发动的，也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即所谓“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晋书·王敦传》。)之类；到了近代，随着时代条件、阶级力量的变迁，“革命”才具有了新的含义，辛亥革命则首次将原典所说的“革命”加以重新诠释，并付诸实践。

　　在汉语中，与“革命”相近似的另一概念是“造反”。但这后一词语毕竟文不雅驯，也缺乏经典依据。近代革命派最初曾声称“造反”，以陈胜、吴广、洪秀全自命。后经外国友人提水遂以“革命”取代“造反”。而革命派之所以决定以“革命”自任，其更深厚的文化背景，则是源远流长的原典精神的启示：视“革命”为顺乎历史潮流、纾解民困的一项崇高使命。

　　晚清政局的腐败，中华民族面临的严峻危机，教训了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企望在现存政权体制内部谋求变革。而推翻现存政权，以较为清明的*取而代之，便是古已有之的“顺天应人”的“革命”。这正是辛亥革命超出戊戌变法的所在。

　　以孙中山为例，其早期思想也是改良主义的，这可以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为证。以后，实践教育了他：在现存政权框架内已无可能改变中国状况，必须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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