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古来即有“革命”传统，但在森严的专制统治下推翻一个旧王朝，殊非易事；进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尤非易事。这种困难首先表现在观念的障碍上，在浓重的中古思想氛围下，“谋反大逆不道”、“附从革命则自绝于人类”等等论调阻吓着广大民众，使人们视革命者为“匪党”。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历尽艰辛，运用多种办法突破此类精神网罗。有人著文向“天”宣战，称“中国数千年来之学子，莫不以天为最大之指归，以便为其循词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议，无可解说之事，辄曰天也天也”，该文作者遂发出“革天”号召(《革天》，《国民日报汇编》。)。这自然是当日革命精神昂扬的一种表现。当然，原典早已阐发的“革命顺天应人”说，是那一时期最经常引述的，因为它给新时代的革命志士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据，许多与之对立的反革命论都只能望风披靡。

　　经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数年间的宣传，革命观念渐入人心。一位保皇派在1903年著文称：“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此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革命驳议》，《中外日报》1903年6月8日。)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更成为国人的口头禅。这固然是党人的宣传之功，同时也与原典中蕴含的“革命”精义大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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