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这实际上走向了“革命顺天应人”论的反面。梁氏有一支生花妙笔，但当他为“保皇”张目时，却遮掩不住与原典精义的背离。与此形成反照，革命派的论述则与原典一脉相通，故尔顺理成章，言之有据。如《江苏》刊发的一篇文章，在论证革命不可免时，征引原典之义，“夏商之不德兮，有汤武之征诛”(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9期，1903年7月。)；又如孙中山在驳斥“民智未开，革命不可举行”说时，便以原典为据，滔滔雄辩：
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仍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
为说服民众信仰“革命”，孙中山可谓苦口婆心，多方论述，而以原典证之便是经常使用的办法。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讲道：
乃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而不知革命者乃是人之事业也。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其证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21页、192页、20页、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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