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直接掌握着各方面的情况，在压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过程中，他和汪精卫是合谋者。据他自己陈述：当时他“力挽先生之意于内”，并说他和汪精卫二人在与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可立功之首，而又罪之魁”。张□村说：“我曾闻胡汉民事后自述，当时他抓住孙中山所说的话，‘谁能推倒满清我就让位给谁’，才迫使他不能不履行他自己所宣布过的诺言。”既然妥协在当时已成为一股潮流，作为孙中山主要助手的黄兴亦力主妥协，“亲信如胡汉民、汪精卫都是如此，汪则主张更力”，而孙中山本身思想上认识上又存在前面所说的弱点，那末，孙中山于时“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也就很自然了。

　　此外，立宪派串通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南北议和，也是造成这股妥协逆流的重要条件。

　　作为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一面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面保持着巨大的封建地产，成为资本与地产结合的化身。他们一向敌视革命，害怕革命触犯帝国主义，破坏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只是当革命风暴迅速遍及全国，清朝的覆亡已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其目的是一方面牺牲清廷，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借附和革命，挤入革命行列，夺取革命成果，造成有利自己的新局面。许多革命党却错误地认为他们过去和立宪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现在立宪派既已表示拥护共和，分歧也就不存在了。有些人为了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甚至还企图利用这些头面人物的社会地位，以资“号召天下”。有的眼睁睁看见立宪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革命党人，窃取了政权，但为保持廉价的“胜利”，害怕立宪党人再拉起“龙旗归顺清朝”，就“无人敢出而反对”。革命派这种*上的软弱与幼稚，大大便利了立宪派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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