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因此,当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时,他们立即串通袁世凯,导演南北议和,并为袁大造舆论。许多革命党人因急于取得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胜利,很快地就落入了他们新设下的圈套,参加了他们所喊出的“非袁莫属”的合唱队。
六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
迫切地希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以为如果得不到它们的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就难以生存,这是当时在革命党人中较为普遍的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这个新生的“民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在一月十一日、十七日、十九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却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与此同时,当一月十一日,袁世凯提出在北方成立政府的阴谋计划,向英国公使征求意见时,后者立即表示并保证他“拥有各国的信任”,其他各国亦莫不表示支持。其实,自从袁世凯重新上台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公使团,及其舆论工具,一直都在放出袁世凯是“有力人物”,“非袁莫属”的空气,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直接给孙中山压力,一方面则给当时主张妥协的人以有力的借口。孙中山后来所说的,“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 (《孙中山选集》上卷,四三五页),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问题之一。帝国主义和立宪派都看到了这点,极力从经济上对它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尽快与袁世凯妥协。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即把起义地区的关税,全部劫夺在自己的手中,一点也不给南方的革命政府;相反,在清政府尚能控制下的北方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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