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去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反而尽力去防止、限制，甚至去镇压广大人民群众自发高涨起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样，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与帝国主义和立宪派所支持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斗争的过程中，不能不处于完全孤立无力的地位。孙中山拱手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实际上乃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七
在妥协潮流不可逆转的形势下，孙中山并不甘心，仍然尽可能地进行了斗争。他首先尽力整顿同盟会的组织。
同盟会是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心力量，可是，在武昌起义后却迅速陷于解体。反革命势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它“将以天下为已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胡汉民自传》《袁世凯之阴谋》一节说：“同时起义诸人遭毁谤者，英士尤甚于余。诋余为‘暴徒’，而诋英士则直曰‘无赖’。”)。更有人为破坏它，“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每人纳费五元），吠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使这个组织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孙中山为了整顿这个组织，在归国后曾于上海召开有旅沪各省分会部分负责人出席的同盟会总部临时会议，制定暂时章程，发表宣言。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也指出了由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为敌人所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的严重局面。宣言不点名地驳了章太炎所宣扬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指责这种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即“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必完全贯彻此三大民主而无遗”。宣言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的“千钧一发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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