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认识上的限制，也由于在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打的是“中立”的旗号，它们从*上和经济上来破坏革命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当时孙中山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列强不承认南京政府和拒绝贷款，归咎于他的政府前面还有“临时”二字，不是正式政府，“断难使各国立即承认”，和“清朝与民国互相抵制破坏”的结果（《总理全书》《文电》，四七页）。这就更促使他决心在和议中妥协，以便迅速实现全国统一，把它看作摆脱当前困境的一条出路。

　　帝国主义除从*上、经济上对南京政府施加种种压力之外，还不断调兵遣将，作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的姿态。长江上布置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东北则有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窥伺。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系统下的各地军阀、官僚，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宣言，说的都是外国的干涉迫在眼前，以此作为迫使南京政府让步的理由。南方的革命阵营也卷在这种恐怖中，似乎真是如果不向袁世凯全盘让步，立刻就会遭逢亡国的危险。那么怎样才能使列强不干涉呢？只有让袁世凯来当总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经过一次重大的反复，最后仍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决非偶然。它既有内因（即孙中山本人认识上的弱点），又有外因（即同盟会内外的压力）。就孙中山本人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斗争精神，具有坚强性格的人。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来说，他在革命过程中，能否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并不取决于领导人物的性格，（当然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也能给具体的历史事件以一定的影响），而是取决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孙中山所以将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他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所决定的。这里所谓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主要表现为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思想认识上有不少问题的不一致。这些弱点，在同盟会的纲领和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武昌起义后，他们在实践中的表现，比他们的纲领还要软弱，在组织上则分崩离析，思想上则陷于一片混乱，而且妥协已形成为一股潮流。既然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已处于如此状态，当然它也就根本不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去领导本阶级的群众，和它的同盟者广大的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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