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讨论会后记》，批评我们“对若干商会档案的研究，据以说明全盘结论，那是很大的缺陷。”我不知道此文作者是否了解我们正在整理研究的“若干商会档案”的全部内容，但这至少令人怀疑他是否真正懂得商会研究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问题的重要意义。我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人们都知道，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早已见诸维新派的书刊，但一定要从名实都不相符的商务局开始，历经名实不尽相符的商业会议公所，然后才是1904年以后粗具近代格局的商会的诞生。这就足以说明建立商会决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发善心的恩赐，而是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
对于商会的性质，不用说那些设于大中城市的商会，即令是像余姚这样的小县城的商务分会，也解释得一清二楚：“商会者，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者也。”(《余姚商务分会简章》。绍兴《商业杂志》第2年第1号。)显然，落脚点是在“扩商权”，而抵制美货运动中资产阶级人们所呼号的“鼓民气”，“结民力”，“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就是对于“扩商权”一语的极好注释。全国各地六百多所商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结，因为商会之下又多设有商学会、商学公会、商学研究会 (商学会是一种业务研究性质的团体；如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即称：“本会之设，意在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见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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