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再谈谈我们和某些西方学者及某些台北学者，在探讨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上的差异。

　　有些人总爱攻击唯物史观是一种“框框”。但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愿意知道，最为反对以抽象的、僵死的死的“框框”硬套历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它反对一切先验的、主观臆造的模式。唯物史观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我想，（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原因或阶级偏见），每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者都会尊重这种主张。

　　拙作《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其所以要把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与西方国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经济背景加以比较，目的就是把辛亥革命性质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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