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具有反帝和反封的双重任务，而且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格。从辛亥以后的历史又可以看出，随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日趋激化、他们更为明显地动摇于强大的内外敌人与迅速醒悟的工农群众之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35页。)对于早期资产阶级来说，两面性是一种共性，只不过它在姗姗来迟的中国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历史的运动过程，历史的一切事物，都蕴藏着对立统一的道理，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历史的辩证法。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抓住若干零散的历史现象作孤立的分析，而未能对社会历史运动作认真的总体考察，不去把握各种历史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很难对辛亥革命性质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的。

　　前面已经说过，张玉法先生为了反驳我们的论点，反复援引若干西方学者的见解作为根据。其实，这些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固然不承认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没有因此就得出它是全民革命的结论，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在贬低资产阶级的同时，非常强调绅士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一次以绅士为主导的社会运动。当时我国台湾地区有些年轻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观点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张玉法先生《清季立宪团体》一书的第六章，把“士绅阶级的觉醒”单独作为一节来论述，就是一个例证。平心而论，用西方社会学或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辛亥革命，这较诸过去国民党史撰述的陈旧“正史”格局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西方学者和台北学者中间，有些人很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剖析。他们往往直指这些集团就是阶级或阶层，当然也有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有意避开阶级一词。这或许是一种多余的顾虑，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先意识到并用以说明历史的，并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反而倒是资产阶级学者中的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