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演变成为苏州商团。(《吴县志》，苏州文新公司1933年版，卷54，兵防考2。)上海县教育会会长姚文□是米业公所董事，被称为本地“新派”绅商的代表。浙江旅沪学会会长张元济，副会长周晋□、经济部负责人虞和德（洽卿），都是多种近代企业的投资者，周氏且曾多次连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该会干事王廉则是人和煤号经理。(沈□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原稿存浙江省政协。)其他如上海商学公会、商业研究会、南京商学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绍兴商学公会、崇安商学会等等，也不是一般的教育、学术类团体，而大多是商会的姐妹团体或下属机构。
凡此种种，都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和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第一节的末尾，在列举幼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各种弱点之后，并没有因此否定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弱点，制约着立足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全部社会实践，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和归宿。” (见该书第36页。)我想，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并没有任何令人费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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