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宣怀集商本商办洋务企业确有积极进步一面的同时，也已表现出颇大的消极反动面，这一面的源头在于他“办大事”是为“作高官”，他因这，而利用商资抵制洋商与洋商争利；但也因这，而必然排挤商人侵夺商权。官夺商权就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清政府的意志办事，并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这就意味封建性买办性对企业渗透的日益加强。我曾在《论盛宣怀》一文中说过，盛宣怀“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势以凌商”。(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用商力”但又“凌商”，是盛宣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致命伤。现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说明盛宣怀“用商力”而又“凌商”，从而导致他向反动方面发展的逻辑过程。
招商局创办时，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最早的轮船章程稿就是李鸿章指令他草拟的。由于这种身份，所以他在开始即企图操纵局务。1872年夏间，唐廷枢、朱其昂到天津与李鸿章的代表津海关道丁寿昌商谈轮局筹建问题，盛宣怀恰好陪同刘铭传“作沪上之游”(盛档：《盛宣怀致朱其昂函》，同治十一年夏。)；接着因患足疾到常州家乡养病，“杜门不出”(盛档：《盛宣怀致朱其诏函》，同治十一年夏。)。丁寿昌一再致书盛宣怀催促他“刻日办装北上，以便面为商酬，迟恐此局一定，未便另添总办矣”(盛档：《丁寿昌致盛宣怀函》，同治十一年夏。)。这就是说，你盛宣怀不来天津，商局总办一席可能不是你盛某而是别人了。但盛宣怀这时并不很想任轮局总头目，因为在创办人中对于官款官办还是商本商办仍有分歧意见，他要看看是否按自己的意见办事，抱着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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