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堂传谕：宣怀如愿出为综理，即日办装北上，以便面为商酬，迟恐此局一定，未便另添总办，等因。宣怀现因足患湿气，一时未克来津，想云甫、景星诸君万难久待。谨先缮呈节略两扣，伏祈垂察。并乞密呈中堂。如蒙采择，宣怀不敢自耽安逸，必当遵饬先行合同和衷商办，稍有头绪，即赴津门面禀一切。已事之商榷，较诸未事之空谈必有胜者。倘以所请概难准行，恐无以扩充即无以持久。宣怀材疏力薄，深虑无裨公事，与其陨越于后，不如退让于前。明察如我公，必能为我斟酌出处也。”(盛档：《盛宣怀致丁寿昌函》，同治十一年夏。)

         从这封信可看出：（1）要盛宣怀“即日办装北上”去竞争首届“总办”，是李鸿章的“传谕”；（2）盛宣怀不是不想去当总办，而是必须按照他所拟“节略”中的商本商办主张去办，他才“不敢自耽安逸”的去干，因为他坚信只有他的这套主张才能使轮局不断“扩充”和“持久”；（3）他的商本商办主张“如蒙采择”，他愿意实践一段时间再去天津汇报和商谈。因为“已事之商榷，较诸未事之空谈必有胜者。”盛宣怀是讲究实际的，他认为如果第一个民用企业“无以扩充”、“无以持久”而失败了，“致富”、“分洋商之利”等目的固然不能达到，自己的名誉也会扫地的。后来招商局经营方针基本与盛宣怀的意见一致，或者说实现了盛宣怀的主张，因而赢利丰厚，不断扩充，“持久”也有把握，他当然想来掌权了，但权已掌握在商股代表唐廷枢、徐润手中，盛宣怀乃屡次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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