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盛宣怀的名义是管理漕运的会办，但实际是李鸿章派他来掌握全权的。如果无总办或督办之名，却握有实际的权力，成功了他应推为首功，失败了，处于第一线的唐、徐任其咎，真是一举两利。但这个如意算盘没有达到。唐廷枢、徐润既为商总，他们当然要按照商办原则经理企业，“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们请政府“免派委员，除去文案名目，并免造册报销”，一切按“买卖常规”办理。(盛档：《唐廷枢、徐润、张鸿禄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这使企业办得很有起色，得到众商拥护，使官难以插手。盛宣怀未能握全权，却想派亲信参与内部事务，他通过朱其诏荐亲朋于局，得到的答复是：“实缘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盛档：《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同治十二年。)盛宣怀对此非常不满，在他看来，自己在“局中（被）视为无足轻重之人”(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亲笔底稿，光绪五年。)。这话也确有些近似。
议并旗昌时，盛宣怀正在湖北勘矿，徐润说：“当初议时，唐景翁、盛杏翁均不在局，只余一人主持，三日之内已将草约主决。”(《徐愚斋自叙年谱》第三七页。)盛宣怀颇有怨言，他事后向徐润发牢骚说：“忆去冬吾兄亲来武穴，议办归并旗昌之举，弟即说，筹款不难，而特以船多货少洋商争衡为虑，故于秣陵、上海之行，晨夕与诸公再三辩论，逮至所虑各层，吾兄与某翁均有解说，乃始毅然请于幼帅，以定此数。弟复虑局面过大，未可以弟不谙商务之人空挂虚名，致误实事，故即禀请派人更换，不蒙允准。正月间，驰抵上海，即欲妥筹整顿，乃彼此均不能虚心采纳。且旗昌一切布置，均不及会商而已定矣。”(盛档：《盛宣怀致徐润函》，光绪三年。)话虽然不少，但说来说去的中心意思在于“无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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