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说自己“无奥密之援”，可谓一语中的，但说盛宣怀的“居心尤不可解”就糊涂了，其实是很可解的，那就是盛宣怀“利用官势以凌商”，于1885年攫得了他多年谋而未成的督办之职。而且不久即升任山东登莱青道，“似官而为官”了，此后官阶不断高升；官阶的高升又促使他更快地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表。“办大事”“作高官”的宿愿实现了。“无奥密之援”的徐润，则成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但他一直被盛宣怀歧视着，当1891年徐润亏欠案了结之后，谢家福向盛宣怀推荐徐为招商局总办，认为总办一席非徐莫属并以去就相争。盛宣怀非但耿耿于怀地说，“弟从前去差，皆雨之去我也”，而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与雨之“两人不能再合”，“再合”还是会出现“太阿倒持”的局面的。从而批评了谢家福“于雨之以去就争”的“错误”态度。(盛档：《盛宣怀致谢家福函》，光绪十七年。)显然，盛宣怀把1884年前商总徐润掌权看作是不正常的“太阿倒持”，而将他这位官督办掌权才看作是正常现象。
盛宣怀既把官督办握企业之权看作是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排挤商人管理企业，反对商办，实际上实行了商本官办。权力归于督办了：由原来“商总为商局主政”、“总局分局栈房司事人等，由商总商董挑选精明强干朴实老诚之人”充任(《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一四三页。)，改为“用人理财悉听（督办）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一五六页。)。这样，洋务企业就日益增多地渗透买办性与封建性。因为清政府就是买办性日益浓厚的封建专制政府，代表这个政府的“官”去操企业之权，只能是使这些企业买办性封建性加强，民族性日益减弱。例如：招商局因大借洋债而遭洋人控制，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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