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折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包世臣：《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安吴四种》卷二六，第37页。）

上面两条资料，在认识到货币是特殊商品这一前提下，主要说明：零售和工资用钱，商品批发和赋税交纳用银。钱与银都成了等价物，实际上有了两种价值尺度。这在银贵钱贱条件下，就使以钱为价值尺度的“零售和工资”大吃其亏。这种情况，既影响到人民的生活，也阻碍了商品流通，不利于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因素。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思想家们有各种见解和方策。王□的大量发钞票，“以钞易银，废银不用”（王□：《钱币议》，见饶玉成《皇朝经世文编初续》卷五三，第40页。）的主张之荒谬是不必多谈了。在那时，对货币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最高明者当推魏源，其次是包世臣。

包世臣要用“制币”来解决银荒以便利于流通。他说：“近世人民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则制币以通民财，使公私交裕，实治道之宜急者。”（包世臣：《齐民四术序》，《安吴四种》卷二五上，第6页。）既然“人心趋末富”，那就应该因势利导，不要去阻挠，而应“制币以通民财”，促进“末富”的顺利发展。要“通民财”，必须统一价值尺度，绝不能钱和银同为等价物。包氏的具体方案：“以钱为币”，“以钱起数”，“亦不废银”，但须“使银从钱”以“夺银之权”。（包世臣：《银荒小补说》、《再答王亮生书》、《与张渊甫书》，《安吴四种》卷二六。）他认为，物价统一于钱，银价不起作用，人民不会受银贵钱贱之苦，商品流通也不会阻滞。包世臣要“制币以通民财”，统一价值尺度，加速商品流通，显然是正确的。但他要“以钱为币”，“使银从钱”的主张，又是保守的，它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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