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照，二者多有相近相似之处。再联系魏源所写《武进庄方耕少宗伯遗书序》所云：“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传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若干卷。”刘桂生教授据上述材料得出结论：“如此，则将《味经斋遗书》之基本内容视为存与教学之讲纲、讲义一类，于情于理，当不致过于背谬”[42]。笔者认为，刘先生的分析甚是合乎情理。在笔者看来，《味经斋遗书》所收庄存与各类经学著作，实际上就是在庄存与为成亲王讲授时所留讲义基础上，由庄存与之孙辈庄隽甲、刘逢禄、宋翔凤等再经整理而成。其在世时，之所以“密不示人”，一方面是与当时学坛上普遍讲论古文经的汉学“枘凿不入”；另方面则是他自感不够成熟，因而低调处理不“以经学自鸣”，著述也未刊刻。至嘉道之际，乾嘉考据学（亦即所谓汉学）逐渐衰败，今文经学逐渐盛行，庄存与之学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提倡。魏源甚至认为庄氏之学，才是真“汉学”，其学才大显于世。这是庄存与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成亲王之《送庄方耕师傅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虽然未署写作年月，按常情必然写于庄存与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五十六岁出任河南学政前后不久，依成亲王在序中所列庄师傅为之开讲的各类经书书目看，包括《春秋正辞》在内的各种经学著述，都已然有讲授提纲或讲义，而庄氏从中年起就在上书房行走，足证庄氏并不是为反对和珅，才转治《公羊春秋》，否则也不能解释既然是为了反对和珅，理应引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为什么又“密不示人”，生前始终不刊刻，直到其死后多年，才由其后人整理刊刻行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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