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庄存与之治《春秋》之起因并不在于与和珅对立，那么其起因与主旨究竟何在呢？简而言之，是为乾隆帝之“大一统”思想作论证。从有关材料看，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就御纂《春秋直解》，其在该书的序中明确指出，编纂此书，“意在息诸说之分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异同以尊经”，并命“在馆诸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43]。同年十二月，乾隆又谕：“今之于大权，扰法纪者安在？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断，政柄从无旁落”，接着又斥责康熙时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雍正时之李卫、田文镜；乾隆初之鄂尔泰、张廷玉等各持门户，结为朋党，有碍于*上“纲乾独断”的“大一统”[44]的推行。庄存与从乾隆十七年起，即入值南书房，直至晚年长期在南书房、上书房行走。他对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及屡颁“纲乾独断”的“大一统”谕旨，必然有清楚的了解与领会，何况乾隆又“命在诸馆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庄存与原本从青年时代就对《春秋》有兴趣，而今皇帝又御纂《春秋直解》，且命包括他在内的馆臣“条奏是经，具解以进”。他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春秋》，撰写《春秋正辞》，且在上书房向成亲王讲授，岂不顺理成章吗？
据查《清实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乾隆又“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鑑纲目续编》”，认为“《续编》内于辽、金、元多议论偏缪”，实际上是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词语。因十分强调：“向命儒臣编纂《通鑑辑览》，其中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者，均须朕亲加订正，颁行天下，为内中国而外夷狄”。[45]虽然，乾隆时汉族士大夫多数已放弃夷夏之防的思想，但乾隆为实行*思想上的高度专制统治，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还大兴文字狱，禁毁各种有“违碍统治”的民族思想，贯输“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态度，而在儒家经典中，惟有《公羊春秋》富有“以文化而非血统之本位民族观”。庄存与因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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