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既要勇于吸收，又要善于吸收 

上文着重对艾尔曼先生提出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进行了辨析，所论未必就一定能成立。只是就这一具体问题进行切磋与商榷。而对于艾尔曼先生的大著《经学*和宗教——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整体而言，我仍然肯定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如同著者在本书的《序论》中所说：“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清代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者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说明思想史的研究与*史、社会史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是何等的丰满”，所论甚是，不少研究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著作，的确常常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断裂为两截。而艾尔曼先生在本书中则运用了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二者连接起来，并以常州学派为经，常州庄、刘两家为纬，搜集了庄、刘两家族谱、家乘、文集等大量史料，以庄氏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存与为核心，分析其为何兴起今文经学，论述了继庄存与之后，庄述祖、宋翔凤、刘逢禄、庄大久、庄绶甲等人对今文经学的发展和演变，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可谓一部研究常州今文学派的力作。尽管其提出的今文经学起因于对和珅的反对与斗争尚可商榷，但这并不妨碍本文书整体上的成功之处。据笔者与艾尔曼先生多年的相交与了解，他是一位治学勤奋、严谨笃实有成就的学者，除本书外，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也早就译为中文，在我们国内的清史学界有很好的作用和影响。他继多部论著后，近几年辛勤完成大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也将由国家清史编委会编译组组织翻译出版。应该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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