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艾尔曼先生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科举史、科技文化史，以及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同行理应从他的学术著作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不仅是对于艾尔曼先生，对其他国际朋友有关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也应为此。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序所指出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封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特别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甚多，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方面都有新的开拓与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敢于和善于吸收世界的优秀研究成果，以开阔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我们在引进、吸收、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已有长足进步，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理应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从近年来学术界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实际情况看，我感到除积极引进吸收外，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既要勇于吸收，还有如何吸收和善于吸收的方面。中国毕竟是中国学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本土，既保存开展研究的大量的、丰富的原始史料，也有代代相传的研究成果的丰厚积累，包括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便是如此，这是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本身的历史课题时，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在吸收借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同时，首先应占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资料，并消化、吸收、吃透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这样便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否则，就有可能“食洋不化”，而事倍功半。
总之，应从大处着眼，吸收其科学的精华。倘确如此，那就必须下一番刻苦的功夫，悉心阅读，用心咀嚼，以融会消化引进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而不能生硬套用一些新方法，或简单摭取一些名词概念，并将这些名词概念运用到自己的表述之中，使文字表述失去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使人读来徒生困惑与难解。再有，对于海外中国学有关著作中的一些具体结论的吸收与引用，应该对照第一手、原始的史料，客观的分析和衡量，而不应不加分析，即予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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