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改定本录副托钱大昕补撰校勘，而钱大昕在致冯集梧书中，并没对冯氏所称据原稿刊刻提出疑议，若冯氏所据乃宾客初定本，以钱大昕亲承其事，何以分辨不出冯氏所刻系邵本抑或宾客初定之本？而此书卷帙之繁富，以邵晋涵一人之力，于寄呈毕沅军中之前，短时间内录为副本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副本，章学诚亦未曾得见，故其在《邵与桐别传》中所称“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86]云云，则显系推测之词，难为别有邵本之依据。[87]
而章学诚《邵与桐别传》所说“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88]，亦有两可疑处。
其一，据前引钱庆曾所称，当时佐毕沅纂辑《续资治通鉴》者，有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并非仅“某客”所为。
其二，据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称：“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指李焘、李心传——引者注）书而推广之，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89]又冯集梧序称：“兹书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而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等书，以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十余种。”也就是说，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是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尤其是徐乾学所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不全本，经四库馆臣之辑佚而成完编，毕沅因得以为资。而章学诚所说“某客”“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益”，则显与前文自相矛盾。况且在文献丰富的情况下，毕沅又何以能认可“某客”如此草率地处理？而以严长明、孙星衍、洪亮吉、钱坫诸人之才学，当不至疏漏如此之甚。退一步说，即使“某客”确实如此做了，毕沅因此而不满意，遂属邵晋涵再加整理，但以邵晋涵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推翻重来的。章学诚称邵晋涵“较订颇勤”，冯集梧称“复经余姚邵二云核定体例付刻”，可见邵晋涵所作工作主要在于订前稿之不足。且除章学诚言及毕沅对初稿不满意外，他人无道及者。盖毕沅一生于《续资治通鉴》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慎重起见，才属长于史学的邵晋涵和钱大昕为之更正校雠，但这并不意味着初稿粗陋不堪。如此看来，章学诚文中对“某客”的不满，似另有所指。
考章学诚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作《与邵与桐书》，其中谈到托邵晋涵致书毕沅欲谋一席之事，曰：“夏间接读手示，以关中一席，毕中丞复以缓商，不识中丞复意如何？倘淡漠无意，则无可投矣。若犹有平原旧意，或未得坐拥皋比，即从事编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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