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贻选谨按：先师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81]按章学诚所说，《续资治通鉴》有二种本子，一为邵晋涵更正寄毕沅本，后因毕沅家遭籍没而不可访，一为据宾客初定之本刊刻者；其卷数为二百卷。
对于章学诚此说，胡适、黄云眉二先生认为有可疑之处，尝加以论辩。其大要谓：《续资治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1797），毕沅于是年去世，至嘉庆四年（1799）其家被籍没，是书仅刻得一百三卷，而冯集梧于嘉庆五年（1800）购得全部原稿及不全板片，遂为之补刻，至次年三月刻成二百二十卷。因此，章学诚于嘉庆五年（1800）作《邵与桐别传》时，《续资治通鉴》并未有刻本行世，而邵晋涵更正之本亦非不可访。章学诚代毕沅致钱大昕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82]，是时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所言“邵与桐校订颇勤”、“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可知邵晋涵校订之本已于是年完成。按理其后刊刻时仍用宾客初定之本，钱大昕于嘉庆二年（1797）为毕沅复勘是书，增补考异，但未蒇事而毕沅卒，因将其本归还毕沅之子，即使邵晋涵所寄之本不可访，钱大昕所归之本似不应一并亡佚。至于二百卷之说，除章学诚有此说外，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及冯集梧序《续资治通鉴》，皆称二百二十卷，或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抑或二百二十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83]胡、黄二先生所辩论，确实指出了章学诚二文中的可疑之处。今据相关文献，更为推广之。
按章学诚二百卷之说，所指乃经邵晋涵更正录副后呈请钱大昕校勘之本，此时，目录尚未写就，而所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84]。而据王昶《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称：“得来教，谓《续通鉴》一书，经二云诸君纂辑成编，惟《举要历》未撰，兹属钱少詹成之，即属以校雠勘定，付诸梓人，甚慰所望。”可知邵晋涵更正之后，钱大昕续有增益。而以钱大昕之增益，加上目录、《举要历》所成卷数，较章学诚作书之时增多二十卷，是很有可能的。[85]故至嘉庆二年（1797），钱大昕为毕沅作墓志铭、史善长为毕沅作年谱皆称为二百二十卷，而冯集梧嘉庆六年（1801）所刻之本，亦称二百二十卷。由此可见，胡、黄二先生推测章学诚作书后增补二十卷是有见地的。当然，若说二百卷固为邵晋涵改定本，而毕沅去世后其家所刻乃依宾客初定之本，邵本于毕家籍没后不知去向，则大有可疑。按毕沅既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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