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应该特别予以指出的，是毕沅对惠栋之学的表彰，《经训堂丛书》中所刻《易汉学》七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即其体现。众所周知，乾嘉经史考证之学的形成，惠栋实为一有深远影响的开风气者，其对汉儒之学的倡导和阐扬，开启了一代为学门径。惠栋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易》学方面，《周易述》即其精华所在，而《易汉学》对汉儒《易》学著作的裒辑，则是其立学的根本。在《易汉学自序》中，惠栋称作此书缘起曰：“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汉经师说《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68]惠栋可谓能世其家学矣。然因惠栋终老诸生，且中寿而殁，故其著作于生前多未能镂板。不过，自卢见曾刊刻《周易述》，李文藻刊刻《易例》之后，惠栋《易》学成就渐显于世。而《易汉学》虽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但直到毕沅辑刻入《经训堂丛书》，始得以广布学林。当然，在毕沅之前，已有人对此书加以表彰传写。如受惠栋托付《易汉学》手稿的王昶，先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撰跋表彰是书之价值[69]，继于三十八年（1773）致书四库馆总纂陆锡熊，推誉该书与《周易述》，期望将二书采入《四库全书》。他如钱大昕之钞录，王鸣盛、褚寅亮之考正，以及李文藻之有意刊刻，皆作出了一定的努力[70]。然而，一则因诸人未能付诸实施，一则因《四库全书》虽收入是书，但系内府秘藏，外间难以得见，故《易汉学》流布有限。直到毕沅将《易汉学》刻入《经训堂丛书》，惠栋之遗愿及众人之志方得以实现，是书亦得以流行于世。而《明堂大道录》、《禘说》二书，因与《易》互相发明，故毕沅刻《易汉学》时，亦将此二书附刻于后。至此，在卢见曾、李文藻、毕沅的扶持和表彰下，惠栋的《易》学成就，终得以为学界所熟知。而值得指出的是，毕沅之汲汲于表彰惠栋之学，一方面固然与其曾受学于惠栋，有报知遇之恩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毕沅对惠栋治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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