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金石记》之外，毕沅还于河南巡抚任上，编有《中州金石记》五卷[60]，于湖广总督任上，编有《三楚金石记》三卷[61]。此外，毕沅由陕西调任山东巡抚后，曾与时任学政的阮元合作，议纂《山左金石志》。虽因改调湖广总督未能尽其事，然发凡起例，毕沅多所参定。钱大昕记其事曰：“乾隆癸丑秋，今阁学仪征阮公芸台奉命视学山左，公务之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其明年冬，毕尚书来抚齐鲁，两贤同心，赞成此举，遂商榷条例，博稽载籍。萃十一府两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钱币、宣私印章，汇而编之，规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讨论修饰润色，一出于公。”[62]即此可见，毕沅之于金石，实是情有独钟。卢文弨有言：“夫人苟趣目前，往往于先代所留遗不甚爱惜，而亦无以为后来之地。儒生网罗放失，亦能使古人之精神相焕发，而或限于其力之所不能，必赖上之人宝护而表章之，以相推相衍于无穷，其视治效之仅及于一时者，相什伯也。”[63]毕沅以一方大吏而致力于金石之搜讨，其意义和影响盖有当于卢氏所言。 

    毕沅尝称：“沅于诂训，信好雅言，文字默守许解，经礼则专宗郑学。”[64]此可见毕沅之为学宗尚。前述小学类即体现出毕沅“文字默守许解”的努力，而《经训堂丛书》中所刊《夏小正考注》，则是其“经礼则专宗郑学”的一种表现。按“《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65]。因其于天象、时制、人事、众物之情无不具纪，故向来为诸儒所注目。自戴德传之作于前，北周卢辩注之于后，至宋傅崧卿则分别经传而为之注。其后，宋之朱子、关浍、王应麟，元之金履祥，清之黄叔琳、秦蕙田、戴震、卢文弨、孔继涵等，皆有专本，而分别经传，亦并有异同；他如郑康成、郭璞、孔颖达、欧阳询、徐坚、李善、一行诸人，亦皆有所称引。然因“经既残破，传复讹乱，辩注又不传，若据考不精，各以私意类分互证，是诬之矣”。有鉴于此，毕沅乃参校众家，为之疏通考释，以期于正。毕沅之于是书，其“戴之说是，必曲证以申明之；偶得一间，又求之诸经，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经后传之义”。经此一番考辨，毕沅不无感慨地说：“夫由今以溯传，既二千年矣，由传以溯经，又二千年，历四千余年之久，而通之者卒不多见其人，盖信古者少矣，可不深叹哉！”[66]其笃好古学之志，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署名毕沅撰的《传经表》、《通经表》，虽出自洪亮吉之手，但亦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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