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注解是书者，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列，计有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张尔岐《老子说略》、徐大椿《道德经注》、胡与高《道德经编注》、汪缙《读道德经私记》、黄元御《道德经悬解》[45]，此外尚有王夫之《老子衍》等，其中唯有张、徐、王之书学术价值较高，然仍缺乏较为完整的校本。毕沅既早究心于是书，故平时比较注意搜集各家注本，据其自称：“所见老子注家不下百余本，其佳者有数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为世所希传。”毕沅因“就其本互加参校，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众说以定其是”。之所以如此，乃鉴于“近世多读书君子，然浅近者有因陋而无专辨，或好求异说以讨别绪，则动更前人陈迹，在若信若不信之间”。由此，毕沅得出一种认识：“字不从《说文解字》出，不审信也。”[46]此一认识，体现出毕沅好古求是的为学精神。而值得一提的是，毕沅还曾致力于《吕氏春秋》的辑校，但未列入《经训堂丛书》中。据汪中代毕沅所作《吕氏春秋序》称：“《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指谢墉——引者注）、仁和卢学士（指卢文弨——引者注）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属学士刻之。”而毕沅之推赞是书，乃有感于：“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余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世，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47]由此可见，毕沅之辑刻诸子之书，乃意在扶持和表彰古学。[48]
小学、地理、诸子之外，毕沅还曾辑有《关中金石记》一书。按金石之学，作为考经证史的文献资源[49]，自宋以来即受到一定的重视。及至清代，更是蔚为大观，诸儒致力于此者甚多，“若昆山顾氏炎武、秀水朱氏彝尊、嘉兴曹氏溶、仁和倪氏涛、大兴黄氏叔璥、襄城刘氏青芝、黄冈叶氏封、嘉兴李氏光映、郃阳褚氏峻、钱塘丁氏敬、山阳吴氏玉搢、嘉定钱氏大昕、海盐张氏燕昌，皆其选也”[50]。而毕沅“以金石文字之在六朝前者，多足资经典考证，其唐后所载地理、职官及人物事迹，亦可补正史传讹误”[51]，故为官兰州、巡抚陕西时，“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鄜州，汉鄐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岳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公释奠学校，而开成石经及儒学碑林复立焉。自余创见，多后哲之未窥，前贤之未录”[52]。凡自秦至元，得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有一，考史证经，订误补亡，裒为《关中金石记》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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