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毕沅于小学、地理、诸子、金石、经学，以及对惠栋之学的扶持和表彰，不惟体现出其为学门径的广阔，还体现出其对时代学术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当经史考证之学趋于发皇之时，毕沅《经训堂丛书》之辑刻，实有推波助澜之功。刘锦藻曾曰：“沅开府西安，一时经术湛深之士，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黄景仁辈，皆从之游。所辑丛书，有校正《吕氏春秋》一种，咸阳宾客，至今有遗风焉。于关中舆地、金石，大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毅力。乾隆癸卯校刊于经训堂，其功亦云巨矣。”[71]此论虽揭示得并不全面，然亦得其大体。毕沅虽无专门的著作问世，但其主持辑刻《经训堂丛书》，于学术之演进，则有扶持和倡导之力，功不可没。 

三、《续资治通鉴》之编纂 

    毕沅主持纂辑《续资治通鉴》，乃续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作。按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经始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历时十九年而蒇事，成书凡二百九十四卷。其间，刘攽、刘恕、范祖禹诸通儒硕学，皆尝赞襄其事。是书以编年体体裁，纪述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治乱兴替之史迹。因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以及于“名物训诂，浩博奥衍”[72]，皆有资于治道，故不仅被推重于当时，而且深为后世所效法。 

    继司马光而起者，如南宋学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后《四库全书》釐定为五百二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或记北宋一祖八宗之事迹，或专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或兼记两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之事，虽详略有差，裁断有别，但于保存有宋一代文献，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然可惜的是，因限于卷帙繁重，诸书流传困难，或竟致失传。此后，陈桱、王宗沐、薛应旂欲续《资治通鉴》，但因“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73]。是以王氏《续资治通鉴》六十四卷、薛氏《宋元通鉴》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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